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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门口的莲花灯亮起来了，事务所迎来了第一百零八位客人。

    一位穿着polo衫的老人走进事务所。老人看起来八十岁上下，打扮的很干净，身上有淡淡的肥皂气味，像刚刚清洁沐浴过。他的双眼看起来很文气，让人想到受到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。

    “你好，请问我该如何称呼你？”我问道。

    “舒朗俊。”老人回答道，他声音意外的年轻，像青春期刚变声的男孩子。

    “好的，舒朗俊，你今日找我是为了何事？”

    老人看起来有一些腼腆，低头思考了一会儿：“我想和大人说说我生前的故事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”

    “可以，可以，请说吧。”

    我边说边沏上茶。

    “我年轻的时候，特别想做个作家，觉得写字儿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当时也痴迷过一段时间，每天写每天写，这样写了三年，也积攒了不少稿件。

    这些稿件有些登上文刊杂志，有些被出版社看中，整理成小说集发表了。我也挺开心的，觉得自己能靠写字这件事情来养活自己，是一件幸运的事情。

    为什么说这是一件绝对幸运的事儿呢？

    在我们那个年代啊，文化工作者的地位是很低的。大家都忙着搞生产建设，写的内容大多也必须要和当时的核心思想有关。留给我们文化工作者自由发挥的余地是很小的，非常局限。

    和我一起写稿件的年轻人啊，拿的钱没我多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不得不加入生产建设的洪流中，也就放弃了文笔工作。

    所以我说，我是幸运的。在那样一个年代，还能靠写字养活自己。”

    “后来呢？”

    老人的声音娓娓道来，听他说话十分舒服。

    “我也是因为写字啊，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。她一开始是我的读者，写信告诉我她读我文章的感想。我回信，这样一来二去也就熟了起来。

    后来我在信中约她出来见面，那个时候真是害羞啊，那么多细腻的情绪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两个人见了面，就互相看着，话也说不出来。我们就沿着梧桐马路走呀，从城南走到城北，走到太阳都落山了，一共只说了三句话。”

    “哪三句话呢？”

    老人委婉一笑：“‘最近忙吗？’，‘还好。’；‘要不要找个地方坐一坐？’，’再走一会儿吧。’；‘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安静很多。’，‘你也是。’”

    “好青涩。”

    “是啊，写信的时候无话不说，无事不聊。等见了面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，心扑通扑通地跳的可快，脑子却是空白的，手心拼命冒汗，紧张得很。”

    “后来呢？”

    “就像那个年代里大多数的男男女女一样，我们互相见了家长，同意后就结婚了。我继续写作生活，她在印刷厂里工作。这样过了三年，她怀孕了。当时我们提出想去国外，借着她厂里的机会，一家人出了国。

    我们先是去了奥地利呆了三个月，后来前往比利时的比鲁塞尔。我的太太在那里生下了一个儿子，拿到了当地的公民身份，取名叫奥古斯特（auguste)。

    我依旧保持着写作的习惯，并且想要找到当地的出版社来翻译我的作品。

    语言是一个大困难，我刚出国那会儿，除了汉语以外，对其他语言一窍不通。勉强可以听懂几句最基本的英文和俄语，但也是三脚猫水平，连在餐厅里点菜都困难。

    比利时大部分用的是德语，这真是一门难说又难学的语种。说起话来唾沫星子喷来喷去的，舌头卷不起来又打不直。稍微提高一点声音，就像骂人。我是很不喜欢。

    奥古斯特后来开始在当地读书，上幼儿园。我们必须要学着和老师还有其它家长交流，作为整个幼儿园里唯一的华人父母，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学德语。小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强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和幼儿园里其它小朋友交流的，两三个月可以蹦单词，一两年后已经可以和当地的小朋友聊天了。”

    舒朗俊喝了一口茶，咋了咋嘴：“好苦的茶。”

    “不好意思，只有这种茶。”

    “苦就苦点好了，让我想到比利时人每天早上都会喝的一小杯意式浓缩，和这个一样苦。”

    “后来你们就一直在比利时生活了吗？”

    舒朗俊摇了摇头：“对于出国这件事情，其实我是有点后悔的。我有想过啊，如果一家子在国内也会过得挺好的。孩子就在城里跑着跑着就大了，我继续写自己的书，身边都是熟悉的人和熟悉的语言。早上可以喝着武夷山大红袍，吃桂花糕，而不是喝苦了吧唧的意式浓缩和油腻腻的点心。

    但是啊，我又想。在这里我什么都能写，什么都能说。欧洲读者对于一个来自于东方的作家是好奇的，他们喜欢我笔下的小镇人物和充满个人观点的观察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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